一

        一八四七年三月，柏林。

        弗里德里希站在窗前，望着街对面的老栗树。树皮斑驳，枝干虬曲，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记得这棵树三十七年了——从一八一〇年第一次站在这扇窗前开始，每年春天，他都看着它抽芽、长叶、落叶，一年又一年。

        他今年五十九岁了。

        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那是他呼吸留下的。他用袖口擦了擦，继续往外看。街上的人比从前多了，走得也比从前快了。马车一辆接一辆，车夫的吆喝声、马蹄声、车轮声混成一片，吵得人耳朵疼。

        身后的门被推开。

        “弗里茨叔叔。”

        他没有回头。那是安娜的声音，三十一岁的安娜，他的助手，他的学生，他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

        “今天的报纸。”安娜走过来，把一叠报纸放在桌上，“南边又出事了。”

        弗里德里希转过身，慢慢走回桌前。他的腿脚不如从前了，走路需要拄着那根用了十年的橡木拐杖。他在椅子上坐下，拿起最上面那份报纸。

        头条标题：“巴登公国爆发农民起义！军队镇压，死伤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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