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效应迅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求助。压力沿着“母亲李梅”这个枢纽，向古民传递。

        1. 直接求助：

        ? 张姨（另一位与母亲关系尚可的工友，丈夫长期卧病，儿子在读大专，经济压力极大），在听到王姨还款消息的第二天，就直接找到母亲，未多绕弯：“阿梅，王姐的事我们都看到了。民子真有本事，帮了王姐大忙。我……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比王姐那时还难。我听说社区门口有个小卖部要转，地段还行，我算了下，大概要两万块转让费和进货。我自己能凑八千，还差一万二。你看……能不能让民子也帮我想想办法，或者……借我一点？我打借条，利息好说！” 金额更大，事由更复杂（接手经营小卖部风险不同），诉求直接指向借款。

        ? 赵姨（儿子刚工作，但本人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委婉表示：“民子脑子活，能不能也帮我看看，像我这样的，能干点啥轻省又能糊口的？要是也需要本钱，不多，三五千的，我们家也能想想办法，就是怕赔了……”

        2. 间接打探与情绪铺垫：

        ? 几位工友在集体聊天时，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王姐现在可好了”、“还是要有本钱才能启动”、“咱们就是缺那第一桶金”，并频频看向母亲，眼神中充满期待。

        ? 李姨在单独与母亲通话时，语气已从抱怨变为试探：“阿梅，你说我现在再去学美甲，还来得及不？就是这培训费……唉。民子现在是不是挺忙的？” 其潜台词是：能否再次获得“分析+潜在支持”？

        3. 信息失真与期望放大：

        ? 在口口相传中，王姨的成功被部分简化甚至美化。“王姐摆摊三个月赚了两三万！”（实际月经济净收益约6500，三个月不到两万），“民子借了钱，还教她怎么躲城管、怎么定价，全包了！”（古民仅提供有限建议）。这种信息失真，抬高了后来者对“古民支持”效果的预期，仿佛获得他的帮助就等于成功在望。

        第三阶段：古民的压力识别与策略框架重构。

        面对母亲转述的这些日益具体和迫切的求助，古民感到了与三个月前截然不同的压力。那时的压力主要是“如何设计一次风险可控的社会实验”，现在的压力是“如何系统性地应对一系列同质化、但个体差异显著、且可能超出自身能力与风险承受范围的持续性求助”。他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临界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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