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上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脖子歪着，酸得抬不起来。

        那是一个月前的事。

        一个月前她还在深圳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里，比这间还小，六个平方，床是上下铺，她睡上铺。

        下铺的女孩是湖南的，在电子厂上夜班，白天睡觉，两个人作息刚好错开，住了半年说过的话不超过二十句。

        工厂倒了，老板跑了，三个月的工资，一分没拿到。

        厂门口贴了一张A4纸，打印的，说公司经营困难，暂停运营，欠薪问题将依法处理。

        "依法处理"四个字她看了三遍，然后转身走了。

        她没有去劳动局，没有去拉横幅，没有在厂门口哭。

        不是不想，是没有力气。

        维权要时间，要精力，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跑来跑去填表排队，而她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付不起。

        她只是收拾了行李——一个编织袋，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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