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柴五郎转身，眼神锐利，“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至于外交、政治，那是东京的大人物们操心的事。”

        “但是师团长，”第二联队长，一位相对冷静的中年军官开口，“士兵们会怎么想？他们能接受换上敌国的军装吗？这……这太屈辱了。”

        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柴五郎沉默了几秒，他知道部下说得对。

        “告诉士兵，”最终，他说，“这是战术需要。德军制服更适合西欧的气候和地形，而且能更好地与德军协同作战。至于编制调整……就说是临时的，战争结束后就会恢复。”

        “他们会信吗？”有人小声嘀咕。

        “必须信。”柴五郎的声音不容置疑，“各位，我知道这个命令难以接受。我也一样。但我们是帝国军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现在，去传达命令，安抚部队。今天下午，第一批德军制服就会运到，明天开始换装训练。”

        军官们面面相觑，但没有人再反对。他们向师团长敬礼，依次离开帐篷。

        柴五郎独自留下。他走到帐篷边缘，掀开帆布一角，看着外面的营地。士兵们还在准备早餐，有人在擦拭步枪，有人在写家信，有人在默默祈祷。

        这些人信任他，跟随他跨越半个世界来到欧洲。而现在，他要告诉他们：脱下樱花国的军装，穿上德国的制服。

        “对不起。”他低声说，不知道是对士兵说，还是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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