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大清已经是风雨飘摇。革命党人在南方活动频繁，起义的流言四处传播。

        “我知道。”陈峰说，“而且我估计，比例不会低。一百二十万流民里，少说有几万是受革命思想影响的。”

        “那我们要甄别吗？”

        “不。”陈峰摇头，“只要他们遵守兰芳法律，不从事颠覆活动，来者不拒。甚至……如果他们真有才干，我们可以用。”

        1911年7月1日，上午十点，迪拜港的海风里带着石油和海水混合的咸腥味。

        陈峰站在新建成的“观澜台”上，这里是行政大楼顶层的露天平台，可以俯瞰整个港口。在他身后，王伯正在汇报上午收到的电报。

        “柏林发来的加密电文。”王伯递过翻译稿，“德国‘豹’号炮舰已于昨日抵达摩洛哥阿加迪尔港。法国驻柏林大使已提出正式抗议。”

        陈峰接过电报，目光扫过上面的德文和中文对照。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手指在电报边缘轻轻敲了敲。

        “该来的还是来了。”他说。

        “还有伦敦的消息。”王伯又递过一份，“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下议院发表声明：英国政府坚定支持法国在摩洛哥的合法权益。如局势恶化，不排除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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