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类似的历史节点。】

        【互联网平台，本质上是数字时代的“港口”。它连接供给和需求，提供基础设施，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这没有问题。】

        【但当一个平台的市场份额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它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服务提供者，而是规则制定者。它可以决定谁能被看见，谁会被淹没。它可以要求商家“二选一”，可以随意调整流量分配规则，可以在商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修改抽成比例。】

        【商家有选择吗？理论上有。实际上没有。因为当你百分之七十的客户都在这个平台上时，离开就等于自杀。】

        【这种“不对称权力”，在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做“准公权力”。】

        【一个私营企业，行使着准公权力，却不受任何公共监督。这合理吗？】

        为了不落人口实，顾屿特意在随后的段落里加了一句：

        【不仅是传统电商，某些新兴支付平台过度收集用户数据、利用闭环生态进行排他性竞争的现象，同样值得警惕。】

        打自己一巴掌，才显得公正无私。

        后面的内容从历史案例转向了制度建设的讨论，提出了“平台公共性”的概念框架，引用了几个欧洲正在讨论的数字市场法案的雏形思路，最后落脚在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上。

        【当一个平台大到一定程度，它究竟是一家公司，还是一种基础设施？如果是后者，我们是否需要一套全新的治理框架来约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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