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亿六千万美元，折合南华元三百六十亿，我滴乖乖！”

        说话的是个戴玳瑁眼镜的老先生，姓郑，在长安第三中学教历史，每天下午雷打不动来榕树底下坐两个钟头。

        他把报纸上的数字一个一个念出来，念完摘下眼镜，拿衣角擦了擦镜片。

        “两百亿补贴工厂，一百六十亿补贴农村，每一分钱，都列在这张纸上了，从民国到南华，我就见过这么透明的政策。”

        旁边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年轻人把报纸接过去，他是光明坊邮局的投递员，姓廖，二十三岁，去年刚从海防调来长安。

        他把头版上的表格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又翻到第二版看细则。

        “日本人赔的钱，全花在老百姓身上了，用于民，报于民，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政府。”

        郑先生把眼镜重新戴上：“总统这一手，实在高明啊。”

        他端起凉茶碗喝了一口，苦得眯了眯眼睛，放下碗，又开始了会议：

        “当年我在汕头教书，日本人打过来，学校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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