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民众呢？”卡莉娅问，“他们期待的是对具体罪行的审判和惩罚。如果转向制度讨论，可能会被理解为替权贵开脱。”

        将军点头：“这是个风险。所以我们需要在庭审中循序渐进，先处理具体罪行，再引导更深层的讨论。”

        会议结束时，安东尼将军单独留下莱桑德罗斯：“那卷羊皮纸的内容，你看了吗？”

        “只看了一部分，”莱桑德罗斯说，“记录了六十年前雅典与波斯秘密谈判的历史。当时的主使者使用了代号‘赫尔墨斯之杖’，模式与现在惊人相似：通过德尔斐中介，获取波斯资源对抗斯巴达，但留下了大量灰色地带。”

        “历史在重复。”

        “或者在延续一种危险的传统。”莱桑德罗斯补充道。

        二、广场上的三种声音

        辰时，广场上自发形成了三个主要的讨论圈，代表了雅典民众对当前危机的三种看法。

        第一个圈子由老教师赫格西阿斯主持，聚集了学者、医师和一些有学识的手工业者。他们在理性分析：

        “假设Ο制度确实存在，”赫格西阿斯在黑石板上画着图表，“那么雅典面临的是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具体罪行层面——谁拿了不该拿的钱，出卖了不该出卖的情报；第二，制度滥用层面——什么机制允许了这种行为，如何防止；第三，文化心理层面——为什么雅典总在危机时产生对‘强人’或‘秘密手段’的依赖。”

        一位年轻医师举手：“我父亲是军医，他说在西西里远征前，就有高级将领私下抱怨‘正规渠道太慢，敌人不按规则’。这种对效率的渴望，可能为秘密手段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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