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怕隔墙有耳，又好像怕这些话本身会加速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主治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见过无数生死的场面，但说起阿巴斯的病情时，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愧疚。

        “可能撑不过这个月。”医生说。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落在哈立德耳朵里，像一颗炸弹。在伊国这样的地方，能凑齐这些药品和设备，已经是奇迹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手里什么都没有。

        哈立德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攥着那份报告，指节发白。他没有进去。他知道阿巴斯自己也知道。

        那种级别的病人，对自己的身体比任何医生都清楚。每次发作后，阿巴斯只是平静地擦掉血迹，躺回去，闭上眼睛。

        “进来吧。”

        “总统先生，医生说——”

        “我知道。”阿巴斯睁开眼睛，看着他，“不用说了。我自己的命，我自己知道。”

        沉默了一会儿。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滴滴声，规律而单调，像某种倒计时。

        哈立德终于开口。

        “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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