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朱由校的脑海中浮现出前世资本论里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他们为什么要在天启三年，费那么大的力气，买通方士，用阴阳五行的巫蛊之说做掩护，在朕的坤宁宫里设下绝户毒计？”朱由校看着窗外的飞雪，像是在问魏忠贤，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魏忠贤赶紧膝行两步：“老奴查了！天启二年，皇爷您要在宣大开收矿税，并且派了御史去清查九边被隐匿的屯田。这八大家在宣大占的地、漏的税，那是个天文数字。”

        “更重要的是，当时皇爷您重用袁可立老大人防守登莱海疆，断了建奴从海上获取物资的偏门。建奴在关外熬不过冬天，就给这八家下发了死命令，甚至许诺了重利，要他们加大从张家口的走私量。”

        “皇爷您的矿税和清查，等于是一把刀，直接切在了他们走私帝国的大动脉上！”

        阶级利益的冲突，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皇帝真的查清了屯田，收上了矿税；如果皇帝真的把九边的防御漏洞堵死，那么晋商这个庞大的买办集团，就会彻底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垄断资源。

        “所以，他们需要换一个皇帝。”

        朱由校转过身，眼神中的漠然让人感到一种深渊般的恐惧。

        “他们不在乎大明谁当皇帝，他们甚至不在乎关外入关的是不是野蛮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弱势的、被文官集团道德绑架的、能够允许他们随意插管吸血的朝廷。”

        “东林党在朝堂上用‘不与民争利’的废话给他们免收矿税；他们在边关用走私的铁器和火药送大明的将士下地狱。等建奴打疼了大明，朝廷就得拼命拨发辽饷；辽饷越多，他们通过漕运和倒卖军需赚的差价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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