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北京，空气干燥得像是一张脱水的滤纸，随便揉搓一下都能掉下细碎的渣滓。

        京大物理系的银杏树开始大面积“掉色”，金灿灿的叶子铺在青石板路上，被路过的自行车轮碾过，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沈清从食堂拎着两袋热腾腾的生煎包往实验室走，风里裹着残余的桂花香和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金属氧化味。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三下午，距离那场把国际学术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峰会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沈清现在的状态很稳定，稳定得像是一台设定好了休眠程序的服务器——除了盯着真空腔体里的原子生长，就是盯着陆景行的胃。

        赵教授的办公室里，这位老先生正盯着那部已经有些掉漆的办公电话发愣。

        三分钟前，他刚挂断一个来自瑞典的国际长途。对方的英语带着股浓重的北欧海腥味，措辞严谨得近乎刻板，但传递出的信息量却大得足以让整个京大物理系的校史翻开新的一页。

        赵教授没有立刻蹦起来去敲响实验室的大门。他慢吞吞地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那股子冷飕飕的秋风灌进来，试图吹散脑子里那点不真实的眩晕感。

        他坐回办公桌前，烟灰缸里干干净净，他最近在沈清的监督下已经戒了烟。面前摊着一份他这十年来指导过的学生名单，红色的圆珠笔尖在纸面上悬停了许久，最终，他在两个紧挨着的名字上圈了一个重重的圆。

        沈清。陆景行。

        这笔迹有些重，圆圈的收笔处甚至划破了薄薄的打印纸。

        傍晚时分，夕阳把实验室的玻璃窗涂成了一片浓郁的橘红。沈清正弯着腰校准激光器，陆景行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叠刚跑出来的电输运数据，眉眼低垂，整个人陷在一种近乎禅定的安静里。

        “沈清，景行，来我办公室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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