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二者之同,在皆欲强国,二者之异,在术与道之分。”
“商鞅之变,术也,严刑峻法,令行禁止,王安石之变,道也,变风俗,立法度,欲为万世开太平。”
“术见效快,根基浅,道见效慢,流弊深。”
“商鞅行法于秦,秦强而民怨。”
“王安石行法于宋,宋富而党争。”
王砚明写到这里,笔速慢了下来。
墨水在笔尖上聚了一滴,他轻轻甩掉,又写。
“当世之用,不在学商鞅,亦不在学王安石,在审时度势。”
“法可变,不可乱变,人可用,不可滥用,边关吃紧,练兵筹饷是当务之急,但不能只练不养、只筹不节。”
“盐税被吞,查账追赃是当务之急,但不能只查不纠,只追不补。”
“黄河决口,赈灾修堤是当务之急,但不能只拨银子,不问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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