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过一看，是《关于录用沈怀真为兖州医馆随考医助的申报文书》，盖着红章，骑缝印完整，户房签收回执附在后面，写着“已录入临时医籍协理档案，待会试后补核”。

        成了。

        她低头看着那枚红印，指尖轻轻蹭过边缘。不是激动，也不是松气，而是一种踏实——像一块悬了三天的石头，终于落进了泥里，生了根。

        “我昨儿一早就去了医馆。”孙济民自顾自坐下，端起桌上的凉水喝了一口，“先把你的个人陈述递上去，又找了王老医师作证。他说你在兖州防疫时指挥有方，连石灰水配比都亲自定，信得过。”

        “王老医师？”她问。

        “就是那个总咳嗽、背有点驼的老头。”孙济民笑了笑，“他其实认得你，在‘济安棚’见过你查病患、分药组，只是不知道你名字。我一提‘穿蓝袍、说话利索的那个年轻人’，他就点头了。”

        她也笑了下：“他倒记得清楚。”

        “我还加了一句备注：‘因战乱流离，原籍材料暂缺，然防疫实绩确凿，特准以专才录为协理’。”孙济民说着，从药箱里抽出一本薄册子，“这是《州府常用方辑要》的手抄本，我顺手抄了一份，给你带着路上看。里面有些方子，城里郎中都不一定全知道。”

        她接过翻开，第一页写着：“治小儿惊风，用钩藤三钱、蝉蜕二钱，水煎服；忌食荤腥。”字迹工整，页脚还有批注：“去年北乡误用朱砂，致三孩身亡，慎之。”

        她手指一顿，慢慢翻下去。一页页都是类似的记录：某村用错乌头剂量，一家五口中毒；某镇信巫师不下药，延误病情死七人；还有用马齿苋当车前草，越治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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