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宣读环节：由“史官”（负责记录王室事务、起草政令的官员）手持“册命文书”（写在竹简上的任命或赏赐指令），当众宣读文书内容，包括受命者的新官职、职责范围、赏赐物品（如土地、奴隶、青铜礼器）等。史官的参与，确保了册命过程的“公开性”与“合法性”，避免周王“私相授受”。

        3.受命环节：受命者在听完宣读后，需行“稽首礼”（双膝跪地、额头触地），双手接过册命文书，象征“接受王命、服从王权”。

        4.谢恩环节：受命者需再次行礼，感谢周王的恩典，随后退出朝堂，并会铸造青铜礼器（如簋、鼎、尊），将册命过程与内容刻于器身，以“传之后世”，彰显家族荣耀。

        这一时期的册命制度，不仅流程严谨，更在后期发展出“朝觐礼仪”——“立中廷，北向”。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简单的“站立位置”描述，而是两套完整的礼仪：

        “立中廷”：指受命者在佑者引导下，从朝堂入口走到“中庭中央”的指定位置，每一步需遵循“趋礼”（小步快走，以示恭敬），过程庄重缓慢，体现对王权的敬畏；

        “北向”：指受命者到达指定位置后，面向北方（周王宝座通常设于朝堂北侧）行“拜见礼”，头部微低、双手交叠于身前，象征“臣服于周王”。《望簋》《盠方彝》等铭文均详细记载了这一礼仪，可见其在昭穆时期已成为册命制度的“标配”。

        当历史进入周懿王时期，册命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从《师□鼎》《訇簋》等彝器铭文中可清晰窥见。

        昭穆时期的铭文会详细记录“佑者导引、史官宣读、立中廷、北向”等完整流程，而《师□鼎》仅记载“王命师□：‘……’”（册命内容），《訇簋》虽提及“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佑訇”（册命地点、时间、佑者），却对“宣读册命、朝觐礼仪”等核心环节只字未提。这种“略去过程、仅存结果”的记载方式，暗示册命仪式的“规范性”已大幅下降。

        昭穆时期“宣读册命”的核心角色——史官，在懿王时期的铭文中彻底消失。史官的缺席，意味着册命过程失去了“公开记录者”，周王的任命或赏赐可能不再“当众宣读”，而是转为“私下告知”，这不仅削弱了册命的“合法性象征”，更给“官员私相授受”留下了空间。

        “立中廷，北向”的朝觐礼仪，在懿王时期引发了元老大臣的不满。《訇簋》中“益公入佑訇”却未提朝觐礼仪，推测是益公等老臣认为“懿王缺乏君主威仪，不配受此大礼”，拒绝执行相关礼仪。这种“大臣抵制王室礼仪”的情况，在昭穆时期从未出现，反映出懿王与诸侯大臣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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