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轻声，索性点出两句：“嗯，我觉得东建不是很有诚意，有些怠慢，要不然我们......”

        “唉，话不是这么讲。”杨会常说，“潘秘书跟我解释了，李总本来是要见我的，都快走到会客厅了，又被他叔叔叫走，你知道他叔叔什么位置吗？”

        “知道一点。”

        傅宛青的头垂得更低。

        杨会常喝了口水，又说：“你心里肯定怀疑，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不想见我自然有一百个理由，我连这种惯用的推辞都信，太傻了。”

        “你都知道啊。”

        “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杨会常沉闷地回她，也像是在劝慰自己，“可有些事，就算知道也得装不知道，跟佰隆比起来，东建是庞然大物，李总手指缝里漏一两个项目，做成了，就够我在董事会立威的，他一天不发落我，把计划书丢到我脸上，叫我滚蛋，我就得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下次见了乔岩，见了他，依旧高高兴兴的，我站在他的阶层之下，就得仰人鼻息，你明白吗？”

        和她见过的很多华裔富二代不一样。

        他们生活在高档的社区，就读于那么几所贵族学校，接触同样背景的玩伴，因为一辈子不用加入社会博弈，被养得松弛而散漫。

        但杨会常身上，不仅没有那种被过度保护者特有的气质，也没有被助长出来的嚣张凌人，他儒雅，好风度，也精明，在生意场上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和极高的社会化程度。他的举止时刻让人舒适，清楚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如何与不同阶级的人周旋。

        其实他也可怜，因为被家中长辈寄予厚望，早早失去了任性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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