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些文献是“重新发现”的还是“重新创造”的，没有人去深究。

        因为每一份文献都有出处、有来源、有保管单位的盖章，程序上无可挑剔。

        这就是夏国的优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庞大而复杂的档案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发现”一份文献，和“创造”一份文献之间的界限，有时候连专家都分不清楚。

        第二波火力，来自历史学界。

        如果说考古专家提供的是“证据”，那么历史专家提供的则是“论证”。

        一个由多位知名历史学者组成的“专家团”，开始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发声。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切入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一位头发花白的历史教授在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永乐年间的夏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力量，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航程，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永乐皇帝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赐予土地和爵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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