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下午，叶曼丽来的时候，带了一本《上海市政工程年鉴（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五年）》。

        “你的掩护身份需要深化，”她说，“顾明远来上海，除了找机会，也对这座城市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想搜集一些相关的古籍和文献。这很合理，符合一个古董商兼文人的兴趣。所以，你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她翻开年鉴，指出沈秉仁的履历和参与的项目。“重点看这些。如果有人问起，或者你需要主动提起，这些信息能增加你的可信度。记住，是‘感兴趣’，不是‘调查’。语气要平淡，用谈论古董款识的语调谈论这些工程。”

        林见清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工程名称和数据，问：“叶小姐，你真的相信，我们拿到胶卷，揭露这一切，就能改变什么吗？那些吞了黄金、害了人命的人，位高权重，甚至可能和日本人合作。一纸名单，几本账目，能扳倒他们？”

        叶曼丽合上年鉴，沉默了片刻。

        “我不知道。”她坦诚地说，这是她第一次流露出不确定，“也许不能。也许东西送出去，石沉大海。也许战后，那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新的权贵。历史……常常如此。”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那就连‘也许’都没有了。”叶曼丽看着他，眼神清冽，“因为苏文渊做了，陈默做了，王德发做了，沈秉仁可能也在做。他们用命赌一个‘也许’。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赌下去？至少，要把赌注推到牌桌上，让该看到的人看到，让该记得的人记得。这不是值不值得的计算，林先生，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就像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看到不公，就要反抗。这是本能，是人性里最后一点不能磨灭的东西。”

        她的话没有慷慨激昂，敲在林见清心上。他想起父亲，那个老私塾先生，在兵荒马乱中依然坚持教孩子们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不是迂腐，那是坚守。在一切都在崩塌的时候，总得有人去扶住一块砖，哪怕最终还是会倒下。

        “我明白了。”他说。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