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父亲。那个老私塾先生，在病榻上拉着他的手说：“见清，读书人一辈子，不求闻达，求心安。心怎么安？对得起你读过的书，对得起你写下的字，对得起天地良心。”

        他睁开眼，拿起那本《大卫·科波菲尔》，站起身，走出咖啡角，下楼，离开书店。

        外面天阴得更沉了，云层厚厚地压下来。他站在街边，看着车水马龙，人潮汹涌。这座孤岛依然在运转，舞厅在营业，电影院在放新片，百货公司在打折。没有人知道，在某个书店的咖啡角，刚刚结束了一场决定生死的对话。

        他叫了辆黄包车，报出安全屋的地址。车子动起来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文艺复兴”书店的招牌。绿色的字，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陈旧、疲惫。

        他想，沈世钧说得对。血在流，只是流在暗处。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血流到明处，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让该记住的人记住。

        这是他的选择。也许愚蠢，也许天真，这是他的选择。

        车子拐进一条小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雨又开始下了，细密的，冰冷的，打在他的脸上。

        他抱紧了怀里的书。那本狄更斯，那个折角，那个尚未送出的信号。

        路还很长，夜还很深。他必须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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