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这些的时候，很平。平得像在讲一条不怎么上台面的行业规则。沈砚听着，心里那点烦躁却慢慢变了味。不是更急，也不是更怒，反倒有点冷下去了。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父亲当年面对的，恐怕真不只是晚宴上那几张带笑的脸。那些人是台上的刀，可真正帮刀找位置、找角度、找后路的，是底下这些东西。他低头又看了一遍名单，手指在“三灯”那个代号上停了停。“这个陈三灯，你认识？”

        “不算认识。”顾临雪说，“只是知道他还没死。”

        “这也算答案？”

        “在地下，这已经算很完整的答案了。”她终于偏头看他一眼，嘴角很轻地动了一下，算不上笑，“很多人连他真名都不知道。陈三灯这个名，是因为他最早在城南三盏旧路灯底下收单。后来人和线都做大了，灯还在，他也就一直叫这个。”

        “你们以前没动过他？”

        “你父亲动过他一次。”顾临雪说，“没杀。是让他跪着在雨里等了一夜，第二天城南整条线三个月没人敢接脏单。”

        这句话说完，天台又安静了一会儿。

        沈砚没接。他脑子里先冒出来的，不是“那我也让他跪”，而是另一个更让他不舒服的想法：父亲当年到底把这座城压到了什么程度，才会让这些东西连名字都只敢在地上爬，而不是抬头？他以前一直觉得，“听命”更多像豪门和上层之间的一种隐形规则。现在才慢慢看见，那东西远比他想的深，也远比他想的脏。

        “现在怎么办？”顾临雪问。

        这话问得很轻，却也很实。名单给了，试针的人也看见了，下一步不是讨论，是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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