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停在了西郊一处院子前面。

        院子比招待所更不起眼。一栋灰色的平房，四周是高墙，墙头拉着电网。院门口没有门牌号，只有四个持枪的警卫。

        方天朔下了车，出示了证件。警卫核对之后，又打了一个电话。三分钟后，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从院子里走出来，把方天朔领了进去。

        会议室在平房的最里面一间。不大，大约三十平方米。一张长条桌，十几把椅子。桌上摆着茶杯和暖水瓶。墙上没有地图，没有标语，只有一盏白炽灯。窗户用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白天也得开灯。

        方天朔走进去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

        他扫了一眼，心跳顿时加速了。

        长条桌的主位上坐着两位首长。一个五十来岁，一个四十多岁。方天朔认出了他们。是从前世的教科书和纪录片里认出来的。这两位的名字，在未来几十年里会出现在每一本中国现代史的书上。

        他稳住心神，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桌子两侧坐着科学家们。方天朔认出了几张脸。

        钱先生。四十岁。瘦高个，眉目清朗，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西装。他是去年年底才从美国回来的，通过外交斡旋才脱身。方天朔知道他回来的过程有多艰难——前世的记忆里，钱先生是1955年才回国的。这个时间线提前了四年。因为方天朔的那份交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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