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钝艰难地爬起来，心中一片冰凉。彻查边饷和剿倭费用？这固然能揪出一些蛀虫，填补一点窟窿，但势必触动庞大的边将集团和东南官僚-势家-海商的复杂利益网络，阻力之大，可以预见。至于加征“提编银”和抄没“通倭”家产，更是饮鸩止渴——江南赋税本就极重，再加征，不知多少农户要破产逃亡；而“通倭”罪名可大可小，必然成为地方官和豪强互相倾轧、鱼肉百姓的利器，东南局势只会更乱。

        但他不敢再辩，只能叩首领旨：“臣……遵旨。”

        “去吧。记住，朕的耐心有限。半年之内，朕要看到实效。”嘉靖挥了挥手，重新陷入仿佛永恒的静坐之中。

        方钝踉跄着退出乾清宫，春日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他看着手中那道轻飘飘却又重如泰山的圣旨，仿佛看到了未来半年，乃至更久之后，帝国肌体上必将因此而撕裂的、更深的伤口。

        几乎在嘉靖下旨加征、严查的同时，数千里之外的东南沿海，另一场关于“钱”的谈话，在截然不同的氛围中进行。

        地点是浙江舟山外海，一座无名小岛的隐秘山洞里。这里已被汪直的部下经营成了临时指挥所和仓库，干燥通风，储备着淡水和粮食。汪直、徐海、王浤（王直）以及那位神秘的“药材商人”陈东围坐在一起，中间的地上铺着一张简陋的东海海图，上面用炭笔画着许多箭头和标记。

        “朝廷加征‘提编银’的邸报，传到浙江了。”徐海啐了一口唾沫，满脸横肉抖动，“每亩加三厘！他娘的，这是不让人活了！听说苏州、松江那边，已经有人开始闹了。”

        “闹有什么用？”王浤冷笑，“官军压下去，该交的还得交，交不起的卖儿卖女，或者……下海。” 他特意强调了最后两个字。

        汪直没有参与抱怨，他看向陈东：“陈先生，您怎么看？”

        陈东用一根细木棍，指着海图上宁波、台州、温州等几个点：“加征，是朝廷穷疯了。但对我们，未必是坏事。赋税越重，活不下去的人越多，愿意鋌而走险、下海讨生活的人就越多。此其一。”

        木棍又移到长江口、钱塘江口：“朝廷严查‘通倭’，抄没家产。那些与我们有往来的海商、势家，会更加小心，但也更加依赖我们提供的海上通道和保护，来转移财产、销赃获利。我们可以借机提高‘抽分’比例，并拓展新的‘合作伙伴’。此其二。”

        最后，木棍点在了南京、苏州、杭州这几个江南核心城市的位置：“加征和抄家，需要官吏执行。这些人，十个有九个半会趁机中饱私囊，欺上瞒下。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陆地上的眼线和代理人，重点结交那些掌管钱粮、刑名、盐政的实权胥吏，甚至更低层的税吏、衙役。用银子开道，获取加征的具体数额、征收进度、押解路线，以及哪些富户被盯上、准备何时抄家的详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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