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朗茨的家位于柏林一个普通的工人住宅区，陈设简单甚至有些简陋。

        客厅里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红旗和一张集体合影——那是莱茵兰起义初期几个核心成员的留念。

        克朗茨脱下军装外套，露出里面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衬衫，舒服地叹了口气，瘫坐在那张弹簧有些松动的旧沙发上。

        他的妻子，玛塔·克朗茨，一位同样经历过革命风雨、如今在妇女委员会工作的老同志，正就着灯光缝补一件小女儿的裙子。

        玛塔抬头看了丈夫一眼，手上的活计没停，语气带着了然：

        “今天回来得比平时晚，又跟主席讨论军务了？看你这样子，不像是有坏事。”

        克朗茨嘿嘿一笑，拿起桌上的水杯灌了一大口，压低声音，带着兴奋之色说到：

        “玛塔，我跟你说，今天可不光是军务。咱们那位从不紧张的主席同志，今天可算是让我看到点促狭之色了！”

        玛塔停下针线，好奇地望过来。

        克朗茨便把彼得那封信引发的舆论，以及自己如何在汇报完军务后“仗义执言”，最后拍胸脯保证要促成好事的经过，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一遍。

        “你是没看见，我跟他说安娜同志不错的时候，他那样子，哈哈，跟我们当年刚认识那会儿似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