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离开后，韦格纳并没有立刻回到成堆的待批文件前。

        他独自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窗外柏林渐渐亮起的灯火，手指间夹着的香烟缓慢地燃烧着，积了一段长长的烟灰。

        卢森堡那尖锐而充满理想主义关怀的质问，依然在韦格纳的耳边回响——“红色帝国主义”？“背离初衷”？

        韦格纳知道，这不仅仅是卢森堡个人的担忧，也代表了党内乃至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纯粹理想主义者的疑虑。

        立陶宛驻军问题，像一根刺，虽然暂时以“维和”与“护路”的必要性解释了过去，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在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与崇高的革命理想之间，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该如何平衡？

        如何确保在运用必要手段生存的同时，不被这些手段所异化？

        “不能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啊……”

        韦格纳喃喃自语，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

        他意识到，卢格纳的来访是一个信号，提醒他是时候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了。

        不能只讨论军事和外交的进退，更要系统地梳理和面对共和国根基所在——国内的经济重建与思想统一问题。

        必须让领导层对当前的成绩和困难有一个清晰、统一的认识，必须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也必须对诸如驻军这类敏感行动，在党内高层达成原则共识，避免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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