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政委认真地回答：

        “隆美尔同志，按照韦格纳主席的指示，我们强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必须结合。我们的士兵知道为何而战，所以训练的主动性很高。”

        一路上，这样的交谈时有发生。政工人员们并不急于灌输教条，而是结合眼前活生生的实例，解释新德国的政策、军队的建设和革命的理论。

        西克特大多时候沉默地听着，观察着，但他内心受到的冲击比任何人都大。他亲眼见证了旧帝国末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失序，是如何在这个红色政权下，以一种高度集中、高效的方式被迅速扭转。

        这种现实的对比，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更有力地动摇着他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随着列车深入巴伐利亚并向奥地利边境驶去，沿途的军事气息也逐渐浓厚起来，但他们的行程却格外的顺畅，这本身也体现了新政权对交通线和边境的控制力。

        当列车终于抵达布达佩斯时，前来迎接他们的正是风尘仆仆却的恩斯特·台尔曼。

        台尔曼依旧是穿着沾满尘土的人民革命军制服，与西克特等人记忆中报纸上风华正茂、冷酷无情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委员的形象略有出入，但那股硬朗、干练的气质丝毫未减。

        “西克特同志，各位同志，一路辛苦了。”

        台尔曼的招呼简洁有力，直接将他们带到了位于布达佩斯城内的顾问团指挥部，这里同时也是匈牙利红军的联合指挥中心之一。

        在指挥部那间挂满了大幅军事地图的房间里，台尔曼主持了交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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