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

        奇尔顿爵士站在人民委员会大楼的门厅里，他上一次来这里，是四天前——四天，在正常的国际政治中短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四天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故了。

        奇尔顿爵士今天来，是带着一个明确的使命——见到韦格纳本人。

        上一次他被一个二级秘书打发走了，那件事在伦敦引发了不小的波澜，外交部常务次官在电报中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措辞“建议阁下尽可能争取与德方更高层级官员会晤”，但奇尔顿知道，这话的潜台词是“上次你连人家部长的面都没见着，这次别犯同样的错误”。

        他不想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他提前做了功课，通过使馆的情报渠道打听了一下韦格纳这几天的日程安排。根据德国的官方回复显示，今天上午韦格纳在人民委员会大楼有一个地方代表的接待会，预计十点前结束。奇尔顿把约见时间定在了九点半。

        门厅里很安静。偶尔有一两个穿着中山装或军装的人从走廊里走过，目光扫过奇尔顿爵士，微微点头，然后继续往前走。

        但这种感觉让奇尔顿爵士很不舒服。

        等了大约一刻钟，韦格纳的秘书诺依曼来了。

        “奇尔顿先生，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同志将在办公室接见您。请跟我来。”

        奇尔顿跟着那个年轻的秘书走上楼梯，诺依曼在一扇深棕色的木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然后推开门。

        “主席同志，英国大使奇尔顿先生到了。”

        “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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