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政策……在落实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鲍德温皱了皱眉。

        “具体说说。”

        斯坦利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跟了鲍德温很多年，深知鲍德温不喜欢听坏消息，但他也知道，在这种时候隐瞒就是对首相最大的不负责任。

        “就拿失业救济来说，一九三一年的《失业保障法》确实是必要的，当时的财政状况已经撑不下去了。

        但是，救济金削减之后，大量长期失业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南威尔士的矿工家庭，一个四口之家每周的救济金从三十五先令降到了二十四先令。二十四先令——连基本的食物都买不起。”

        鲍德温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我在威尔士出生和长大，”斯坦利的声音很轻，

        “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矿工们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他们是觉得政府只关心财政赤字，不关心人能不能活下去。救济金的削减不是因为国家真的拿不出这笔钱，是因为白厅觉得财政纪律比人民的肚子更重要。”

        斯坦利没有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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