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区，白教堂路。

        上午十点，伦敦东区的街道上已经聚满了人。

        不是利物浦那种“冲向市政厅”的暴烈，也不是格拉斯哥那种“占领工厂”的狂热——伦敦东区的人民一向比北方的工人更安静、更谨慎，但他们的安静里藏着一种更深层的、更不可逆转的决心。

        一面红旗从一家面包店的二楼窗口挂了出来。

        那是一块旧桌布，用红色颜料染过，颜色染得不均匀，深一块浅一块。但那就是红旗。

        锤子和镰刀是用黑色油漆刷上去的，画的歪歪扭扭的。

        面包店老板站在门口，围裙还没解下来，手里攥着一根擀面杖。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犹太人，十年前来到伦敦，在贫民窟里开了一家面包店，起早贪黑地干了十年，刚把店从租的变成了买的。

        “先生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不太懂那些理论。

        但今天早上，我听收音机里说，利物浦的工人已经站起来了。

        格拉斯哥的工人也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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