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刻，在伦敦金融城的一间豪华公寓里，另一些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同一件事的看法。

        伦敦金融城，坎农街。

        欧内斯特·布莱克曼是被管家叫醒的，

        “布莱克曼先生，布伦特先生和卡文迪什先生在楼下等您。”

        布莱克曼揉了揉眼睛，从床头柜上摸到金丝眼镜戴上，看了一眼床头的座钟。

        八点十分。他在这个时间被叫醒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上一次是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的消息传到伦敦，再上一次是1914年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时候。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逐渐在这个久经考验的资本家的心头浮起。

        布莱克曼披上睡袍，踩着楼梯走了下去。

        客厅里站着两个人——银行家布伦特，六十出头，秃顶，大腹便便，手里攥着一根没点燃的雪茄；航运巨头卡文迪什比他年轻一些，五十多岁，瘦高个，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风衣，看起来是匆忙赶来的，连袜子都没穿，脚上蹬着一双拖鞋。

        “德国人的舰队开进海峡了。”布伦特没有寒暄，劈头就是这一句。

        布莱克曼的手在扶梯上顿了一下，然后继续下楼，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一仰头全灌了下去。琥珀色的酒液顺着喉咙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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