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立特长年在全英国的工人集会上穿梭宣讲，天冷天热都是一件单薄的外套裹着，嗓子常常是沙哑的。

        他把手里的烟卷在烟灰缸里掐灭，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今天的消息你们都知道了。

        德国等国组成的联合舰队进入多佛尔海峡演习，英国政府至今没有发布任何像样的声明，鲍德温一上午都在和白金汉宫那边反复开会。

        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我们的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

        不仅我们在行动，连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的工人们，也在自发地举起了红旗。”

        “这是自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以来，英国工人运动最好的时机。不是之一，是最好。没有之一。”

        坐在波立特左手边的约翰·罗斯·坎贝尔微微点头，坎贝尔今年四十一岁，是苏格兰人，出生在佩斯利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灰白——那是一九二四年那场著名的“坎贝尔案”留给他的印记。

        那一年，他在《工人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士兵

        “不论在阶级战争中还是在军事战争中，都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同胞”，结果被以“煽动兵变”的罪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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