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摘下墙上那幅英国地图，叠好，塞进公文包里。然后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拿起手杖。他站在地下室的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待了好几个月的地方——那张长桌，那把椅子，那盏永远亮着的台灯，那个永远堆满烟头的烟灰缸。

        他转过身，走了出去。

        凌晨一时，南安普顿码头。

        码头上乱成了一锅粥。

        轿车、卡车、马车、甚至手推车，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在登船口，谁也不让谁。

        有人在喊“我是外交部的”，有人在喊“我是海军部的”，有人在喊“我有紧急命令”，有人在喊“我不管你是谁，我比你官大”。

        没有人听。

        鲍德温的轿车在码头外围被拦住了。不是被士兵，是被逃难的人群。人太多了，车根本开不进去。他推开车门，走下台阶。

        “首相！”司机在身后喊他。他没有回头。

        他挤进人群，被人流推着往前走。有人在骂他，有人认出了他，有人朝他吐了一口唾沫。他没有躲，没有擦，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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