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沉默了。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他站在波士顿的街头，看着一群失业工人举着牌子走过，牌子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

        那时候他是个富有的银行家，住在波士顿最贵的街区，开着最好的车，送孩子上最好的私立学校。他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举着牌子上街——在他的认知里，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熬过去就好了，举牌子有什么用？

        现在他站在柏林公园的草坪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追蝴蝶。

        他在想，那个小女孩的父亲是谁？是一个矿工？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码头装卸工？不管他是什么，他的女儿今天穿着干净的红裙子，在草坪上追蝴蝶，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不用担心上不了学。

        “多德先生。”

        “嗯。”

        “你觉得——我们的美国能变成这样吗？”

        “肯尼迪先生，我是一个美国外交官。我的工作不是评价美国能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报告德国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德国的变化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但既然你问了，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变成这样。我只知道，如果美国不改变，它很快就不会再有‘变成什么样’的选择了。它会被迫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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