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韦格纳的声音不紧不慢，“是超过十九万人。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在工会里、在失业工人组织中、在各个城市的工人运动里受到共产党影响但没有正式入党的人。如果算上这些人，数字要翻几倍。”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六年的时间。大萧条最严重的六年。你们的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你们的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而美国共产党在这六年里，党员人数翻了几番，因为你们的工人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人，不需要别人宣传，他自己会去找出路。”

        “韦格纳主席，你说的这些数字，我不否认。

        但党员人数翻几番，不代表他们能夺取政权。美国不是德国，美国不是俄国，美国不是英国。美国有自己的传统——”

        “肯尼迪先生，”韦格纳的声音放轻了，“有些事情，不是看上去怎么样的。你要去做了，才能分辨这是不是一条可以接着走下去的路。”

        “一百年前，有人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说，‘工人永远不可能有投票权’。

        五十年前，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厅里说，‘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在德国实现’。

        二十年前，有人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撑不过六个月’。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那些不可能的事，则一件一件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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