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在电影中——要说的内容与肯尼迪在柏林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要说德国是一个暴政国家，德国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德国的工人是被迫劳动的奴隶，德国的孩子被政府洗脑。

        这些不全是假的——德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和我们不一样，德国确实没有我们理解的民主自由。但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德国有什么，重点是美国有什么。”

        “美国有自由。有民主。有宪法。有选票。这些是德国没有的。这些是我们的护身符——不管它们现在还能不能真的保佑我们。”

        霍普金斯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罗斯福第一次和他谈起“新政”的那个晚上。

        罗斯福说：“哈里，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不是流血的革命，是和平的革命。我们要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在不推翻自己的情况下自我改良。如果我们做不到，他们就会做到。”

        三年过去了。新政的的确确的做了一些事，但没有做到足够。经济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仍然很高，贫富差距没有缩小。

        而那些“他们”——欧洲的共产党人——在没有“和平改良”的情况下，做到了罗斯福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让工人住进了新房子，让孩子吃上了肉，让老人有了养老金。

        “总统先生，”霍普金斯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我会安排宣传的事。军工产能的事，我明天和内政部、陆军部的人开个会，拿出一个方案来。”

        说完，霍普金斯走出罗斯福的办公室，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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