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当兵。一九一六年，凡尔登。炮弹把我左腿炸没了，那年我十九岁。我的父亲，一九一四年在比利时被打死了。我的哥哥，一九一八年，停战前一个月，在法国被打死了。我们全家，就剩我一个。”

        “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他是一个罪犯。一个罪犯，就该按法律判。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为了那些死在那场战争当中的人。”

        第二个证人是来自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后裔，名叫卡姆巴佐。他四十五岁，高瘦，深棕色皮肤，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红星。他现在是德国援助非洲的某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

        他的父亲是一九〇四年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到了沙漠里，靠吃草根活了下来。

        “一九零四年，我的父亲三十岁。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兄弟全部被杀。

        他们是被赶进沙漠，渴死、饿死、累死。

        旧德国军队在他们喝的水里下毒，在他们逃生的路上架起机枪。

        这不是打仗，这是杀牲口。”

        “我父亲在沙漠里走了十四天，走到英国人的领地。他活了下来。他活到一九三〇年。

        他死之前，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不要忘记。’”

        “我没有忘记。我的父亲没有忘记。我的孩子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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