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制度存在，但更强调集体荣誉和对社会贡献的认可，而非巨额的私人专利收益。

        科技伦理委员会开始讨论新技术的社会影响，例如初步探讨自动化可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

        这就是目前红德的科技树：

        它或许在某个最尖端的点上不如资源无限集中的美国资本或军事需求驱动的苏联那般孤注一掷，但它更均衡、更系统，且每一条分支都清晰指向巩固国力与改善民生这两大目标。

        德国政府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公平地分配财富，更能更有计划、更负责任地创造和驾驭技术力量。

        就在这份内部评估报告被韦格纳仔细审阅的同时，一项更大胆的倡议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

        初夏的一天，韦格纳召集了施密特、科技教育人民委员以及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我们展示制度优越性，不能只靠对比失业率和婴儿死亡率。”

        韦格纳开门见山，

        “我们需要一个更直观、更能激发人类共同向往的舞台，来展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分配，更是更先进的生产和创造，是更能让科学技术为人类福祉服务的制度。”

        韦格纳提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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