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轻的工会活动家哈里·波立特和知识分子约翰·罗斯·坎贝尔为代表的“新务实派”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认真研究德国资料，主张英共应：

        不再仅仅是鼓动罢工，而是学习德国，帮助工会建立更有效的互助基金、教育项目，参与工厂层面的权益斗争，积累实际领导力。

        关注日常生活议题，将宣传与失业、住房短缺、医疗匮乏等具体问题结合。

        灵活对待工党，在坚持独立批评的同时，不放弃在地方和工会内与工党左翼合作的可能性，试图从工党内部施加影响。

        而且英共的同志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英国本土的斗争与爱尔兰、印度、埃及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这是德国国际战略中强调的一环。

        随着党员数量缓慢增长，到1929年夏季，英共估计达到约一万两千人。

        支持者圈子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失业严重的南威尔士煤矿区、克莱德赛德造船区、伦敦东区。他们建立了一些失业工人委员会、租户联盟，并尝试组织合作社。

        在牛津、剑桥等大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同情乃至加入英共的进步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他们成为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要补充。

        在国际联系方面。英共与柏林的联系逐渐加强，德国通过共产国际渠道，向英共提供了更多关于经济分析、工会组织、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非公开材料。不少的英共干部被秘密派往德国或奥地利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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