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这不是单单一颗螺栓的问题，而是看台上万个连接点中的一个。

        如果这一个因为没拧紧而失效，可能不会马上出事。但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差不多就行’，累积起来就是灾难。

        在我们德国，这叫‘零容忍缺陷’。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成千上万观众的生命，关系到共和国的声誉。

        计划、检查、标准，不是束缚，是对生命的负责，对集体劳动成果的尊重。”

        皮埃尔似懂非懂，但当他看到德国工人在下班前花时间仔细清洁工具、填写设备日志时，当他看到因为提前发现一个预制件尺寸的微小误差而避免了大面积返工时，他开始理解这种“刻板”背后的意义。

        更让皮埃尔触动的是，德国工段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头”颐指气使。

        生产计划和任务分配由党小组长、技术骨干和工人代表共同商议决定，遇到技术难题，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年轻学徒的意见也会被认真听取。

        潜移默化中，变化悄然发生。

        一些法国工人开始模仿起德国同事来，他们开始提前规划自己一天的工作，保养自己的工具。

        当法国工段出现物料堆放混乱影响施工时，会有法国工人主动去整理，并嘀咕着“要是让德国同志看见，多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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