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还没有睡。
桌上摊着刚从巴黎发来的文件——法兰西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罗曼同志的提议很周全:
放弃主权、承认自决、撤回驻军、提供援助但不干涉。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都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但韦格纳的眉头皱起来了。
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对。
是因为他们做得太“对”了。
柏林十一月的深夜,寒气逼人。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透过霜花可以看见外面模糊的灯火。
他想起列宁说过的话:“真理总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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