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建立安全走廊，掩护从法国西南部、乃至从北非殖民地可能运来的援兵、物资；

        3. 最重要的是，准备执行可能的“诺亚方舟”行动——在波尔多最终陷落前，利用皇家海军的绝对海上优势，将白里安政府核心成员、关键官员、技术人员、以及尽可能多的“有价值的”法国资产（黄金、艺术品、重要文件等）安全撤离到英国或其他友邦。

        海军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法港口，特别是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军基地的监视，严防德国海军可能的异动或对法国革命政权的海上支援。

        命令下达时，海军部作战室里。

        一位资深海军将领看着地图上标示的舰队航线，对同僚低语：

        “我们正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去为一个即将沉没的政权举行一场体面的海葬，同时……希望我们的皇家舰队，能把对岸那红色的火焰，暂时挡在我们的家园之外。”

        在伦敦的俱乐部、金融城的办公室、乡间的庄园里，英国的统治阶级在震惊之余，也开始秘密而焦急地评估自己的资产、讨论应急计划、加强对国内“不稳定因素”的监控。

        法国的事变像一面镜子，让英国的官僚资本家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自以为稳固的秩序，可能远比想象中脆弱。

        而对海峡对岸那个新生的、红色的法兰西，以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柏林影子，一种深切的、基于阶级本能的敌意与恐惧，正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和未雨绸缪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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