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于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确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要让所有的克劳泽们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里，唯一行得通的风，就是公平正义之风，谁逆风而行，谁就要碰壁。”

        简单的晚餐在家庭谈话中愉快地结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对话感染，吃饭时格外认真，仿佛也在思考那些关于“风气”、“力量”和“改正”的大问题。

        饭后，韦格纳照例走进小书房，打算处理几份文件，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宁静，灯火万家。

        他刚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份关于中欧经济协作圈近期磋商情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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