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他的人都这样描述约瑟夫同志：

        中等个头，面容削瘦，少言寡语，烟瘾很重。

        他不像某些干部那样擅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也不喜欢在报纸上露面。他的工作方式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人一个人地谈话，一份文件一份文件地批阅。

        工人反映食堂伙食不好，他连续三周不打招呼地到各厂食堂排队吃饭，回来后把工业部长和后勤负责人叫来，摊开一本手写的笔记：

        哪里菜价偏高，哪里分量不足，哪个厂厨房卫生有问题。

        他的妻子早逝，独生女儿在维也纳上大学，他一个人住在老城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

        1929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约瑟夫同志注意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迹象。

        那是三月的一个下午，他按照惯例到市消费合作社联合社听取工作汇报。

        散会后，合作社的一位年轻干事犹豫着叫住了他。

        “约瑟夫同志，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向您反映。”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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