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们家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地产，名义上是赎买，

        我父亲那年四十七岁，前半生从没工作过一天，所有技能就是在庄园里接待客人、打猎、品鉴葡萄酒。

        他那些朋友——和他一样的男爵、骑士、没落贵族——一个接一个破产，有人把猎枪塞进嘴里，有人悄悄变卖了最后一座城堡跑去瑞士。

        父亲没有。他把剩下的土地和庄园管理权卖给了佃农，带着我们搬到林茨城边这座文化遗产庄园，靠变卖祖母的首饰维持体面。”

        “他从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独自坐在书房，对着墙上那幅威廉皇帝画像，喝光一整瓶摩泽尔。

        我十岁那年，有天夜里被尿憋醒，下楼找马桶，透过门缝看见父亲跪在那幅画像前，额头抵着地板。他没有哭，只是跪着，很久很久。”

        海涅曼的烟燃尽了。

        “我恨过他。”克劳斯说，

        “恨他让我生在一个过时的姓氏里，恨他把我养得只会骑马、品酒、说流利的法语，却不会任何谋生技能。

        恨他让我必须不断向那些泥腿子证明，我比他们高贵。

        后来我知道，那不只是恨他，是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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