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姆斯沉默了更久，内心的天平在剧烈摇晃。一方面是职业信仰、国家忠诚和对未知风险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家庭现实的经济压力、儿子前途的致命把柄，以及对方提出的、触手可及的优渥保障。

        埃姆斯终于嘶哑地开口，声音干涩：

        “你们……究竟想要什么？如果我……合作，具体需要做什么？又能得到什么保障？”

        “很简单。您返回伦敦，继续您的工作。

        定期向我们提供一些非核心但可验证的、关于MI6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德国方向的情报动向、人员配置、预算流向等信息。在关键时刻，或许会请您传递一些消息或执行一些简单的指令。

        作为回报，您将获得丰厚的经济报酬，您的儿子安东尼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甚至可以在瑞士为您开设一个安全的账户，为您的未来，预留一份保障。

        想想看，埃姆斯先生，一边是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儿子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风险、以及一项注定失败且肮脏的任务；另一边是财务自由、家庭安稳、以及在一个显然正在崛起的新世界秩序中，为自己和家人谋得一个更有保障的未来。

        这难道不是更理性、更负责任的选择吗？”

        理性……负责任……这些词汇击中了埃姆斯作为官僚和父亲的双重自我认知。

        在巨大的压力、精心的心理操纵以及赤裸裸的利益诱惑下，他内心那道基于忠诚和恐惧构筑的防线，终于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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