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留在北京，他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经济收入，最终的结局也是被街道发配下乡，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还不如主动下乡，那样他的身份就是支援祖国建设的知识青年。”

        沈清芷眼泪终于落下来，打在衣襟上：“真的没办法再周全一点吗？安排去东北也行啊，那边地广人稀，苦是苦，至少能吃饱……”

        1975年，人心早已凉透。当年喊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的热血，早被日复一日的饥饿、劳累与歧视磨得干干净净。

        谁都知道，下乡的去处，全看出身与门路：真正的高官子女，根本不用下乡，出路是参军提干、进机关单位，稳稳当当；稍次一等，去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有工资、管饱饭、偶尔能吃上肉；再往下，去大兴、顺义，近京城，父母能偷偷接济；有点门路的，往江浙、四川去，工分值钱，日子相对安稳；普通工人、教师家的孩子，多去东北，活不算最重，勉强能糊口；没人没关系的，发配陕北，吃不饱，但大多死不了；而像他们这样成分有问题、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只有一个去处——甘肃、宁夏、内蒙的苦寒之地，风沙大、水土差、口粮少，不保证死不了。

        李泽宁心里比谁都清楚，儿子这一去，十有八九是西北。他不敢想，那个在书堆里长大、连煤炉都不会生的少年，能不能在戈壁荒滩上坚持下去。

        “咱们还有多少钱？”李泽宁强行压下心头的剧痛，转入最现实的盘算。

        沈清芷抹掉眼泪，声音哽咽：“现金三千多，粮票四百多斤。”

        他们是海归博士，刚回国那两年，两人每月工资加补贴、侨汇券，能拿到近五百块，在当时是顶格的收入。可惜好日子只维持到1967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袭来，他们首当其冲，若不是总理暗中庇护，早已家破人亡。工资一降再降，变成每月一百多，积蓄一点点耗在打点与度日上，这点钱与票证，已是全部家当。

        “准备一下吧。”李泽宁哑声吩咐，“把我那几套半新的衣服也给承霄带上，他个子长得快，明年差不多就能穿了，钱给他拿三千，粮票给三百斤。”

        “给他买点饼干、罐头路上吃吗？”沈清芷问。

        “不用。”李泽宁抬手制止，眼神坚定，“等他回来，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办。”说罢，他起身走进书房，背影透着孤注一掷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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