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浑身一僵，差点从马背上掉下来。勒住马缰，死死盯住沈康：“你说什么？”

        沈康被我目光刺得一缩，但随即又抬起头，眼神里有种破罐破摔的狠劲：“师长！我知道这不对！丧良心！可咱们一千多号兄弟的命，还有仁安羌那边等着咱们去救的几千英军（虽然他妈的我不想救），都拴在这条路上！让这些老百姓怕，让他们慌，让他们自己往野地里散，路才能清出来！咱们才能活，才能完成任务！慈不掌兵啊，师长！”

        慈不掌兵。

        四个字，像四把锤子，砸在我心口。陈启明、田超超他们就在旁边，显然也听到了，脸上血色褪尽，震惊地看着沈康，又看看我。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周围难民麻木的脚步声、车辆的吱嘎声、孩子的啼哭声，汇成一片令人烦躁的背景音。

        我握着马缰的手，骨节发白。沈康的话，像魔鬼的低语，在耳边盘旋。理性的一部分在尖叫：这是屠杀！是对平民下手！和鬼子有什么区别？但另一个更深沉、更冰冷的部分，却在冷静地权衡：他说的，是不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用一小部分人的恐惧和伤亡（甚至可能不止一小部分，一旦引发大规模踩踏……），换取一支急需投入关键战场部队的生机和时间……这笔账，该怎么算？

        胃里一阵翻搅。我仿佛又看到了皮尤河边被洪水卷走的日军，看到了东门街垒下同归于尽的老兵，看到了中央银行里那些伤兵绝望的眼神……为了胜利，为了活下去，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少吗？底线，到底在哪里？

        就在我脑子里两个声音激烈交锋，牙齿几乎要咬碎的当口——

        “嘀嘀——！嘀嘀嘀——！”

        一阵刺耳又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从前方的难民人流中蛮横地传了过来！

        这声音在主要以人畜力为主的逃难队伍里显得格外突兀。我们全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只见大约百米开外，难民组成的“河流”中，居然硬生生挤出了几辆深绿色的吉普车！车身上沾满泥点，但样式明显是美援的。每辆车顶上，都架着一挺M2重机枪（虽然枪口对着天），车身上用白漆刷着几个模糊的字。最扎眼的是车上的人——清一色穿着国民党军宪兵特有的深蓝色制服，戴着德式钢盔，臂章在晃动的车厢里看不真切，但那身行头，在灰头土脸的难民和破破烂烂的我们衬托下，简直“光鲜”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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