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整整一夜。

        毕克定揉了揉发酸的眼眶，把面前的第七份财报丢到桌上。窗外，陆家嘴的天际线正从深蓝过渡到鱼肚白，黄浦江上的货轮拉响了第一声汽笛，悠长而低沉，像这座金融都市还没睡醒时的呓语。

        他端起咖啡杯，空的。再端起茶壶，也是空的。

        “以墨。”

        没有人应。毕克定这才想起来，凌晨三点的时候，他已经让以墨去楼下那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补充“战略物资”了。顺便也让她歇一会儿。这位秘书长跟了他两年，从没在他之前合过眼，熬得眼眶下的乌青比他还重，再这么下去，他怕自己被扣上“虐待员工”的帽子。

        他从办公桌后站起来，骨头噼里啪啦响了一通，像是在抗议这一夜的久坐。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片寸土寸金的金融区，毕克定忽然有些恍惚。

        三年前他还蜷缩在那间月租八百、墙皮脱落的出租屋里，盘算着泡面里的调料包能不能分成两顿用。那时候他的世界很小，小到一条催债短信就能让他彻夜难眠。如今他坐在天际线的顶端，手握足以撬动全球资本的权柄——可他失眠的毛病，一点也没好。

        他盯着玻璃窗上的倒影，忽然想起在某个深夜自己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位置变了，烦恼的尺寸也跟着变了。以前愁的是没钱，现在愁的是钱该怎么花。”

        还真是。人的烦恼，永远和屁股底下的椅子一样大。

        毕克定把目光从自己的倒影上移开，重新投向窗外。晨光一寸一寸地铺开，把黄浦江染成一匹金色的绸缎。这座城市正在醒来，而他已经醒了一整夜——为了弄明白一件事。

        这一周，他在新能源板块的动作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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