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五，购《本草备要》残卷，银元一元五角。”

        “十月廿二，收刘氏急症施针诊金，银元二十元，纸币四十元（合计六十元）。”

        一笔一笔，清晰明了。收入，主要是诊金和售卖膏药所得，零零碎碎。支出，则是购买药材、添置必要的医书、日常吃用、以及预付的部分学费。数字不大，却记录着他来到这青川县城后，每一个铜板的来处与去向，也记录着他从初来时几乎身无分文、到如今渐渐站稳脚跟的每一步足迹。

        他的目光，最后停留在总计栏。手指蘸了点唾沫，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拿起那支秃了毛的毛笔，在砚台里舔了舔墨，就着昏黄的灯光，缓缓写下：

        “截至民国六年十月廿二日，结余：”

        “银元，三十八元七角整。”

        “铜元，约一千二百文（折银元约一元）。”

        “纸币，中国银行兑换券，四十元整。”

        “总计：约银元七十九元七角。”

        写完，他放下笔，轻轻吹了吹未干的墨迹。然后，拿起那个绸缎钱袋，解开束口的丝绳，将里面的银元和纸币，尽数倒在桌上。崭新的二十块“袁大头”，在灯下泛着柔和的、白银特有的光泽，沉甸甸的，带着金属的凉意。四张十元面额的“中国银行”兑换券，纸张挺括，印刷精美，在这小县城里，是比银元更“硬挺”的通货。加上原有的，林林总总，铺了小半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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