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后来交易所赔了钱，息事宁人。”老陆合上笔记本，“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怀疑。怀疑这个市场是不是太急了，怀疑我们这些规则是不是太粗糙，怀疑这些红马甲是不是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责任。”

        房间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楼下保安巡逻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老陆从箱子里拿出最后一件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他抽出里面的东西，是几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上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穿着白衬衫，站在复旦大学门口，笑容灿烂。另一张是同一个少年，穿着红马甲——不是交易所那种，是证券公司营业部的红马甲——站在行情板前，表情兴奋。

        “我儿子。”老陆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波动，“1991年考上复旦金融系。他说要子承父业，要成为最优秀的交易员。”

        陈默看着照片上的少年，想起老陆之前提过的只言片语。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一个悲剧的结局。

        “他大一开始炒股。”老陆把照片放回信封，“用我教他的知识，用我给他的钱。开始赚了点，觉得自己是天才。1992年初，他看中一只股票，把所有钱都投进去，还跟同学借了钱。”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会再说下去了。

        “那只股票就是飞乐音响。”老陆终于说，“他在33块的时候全仓买入，说看到40块。买完第二天，价格开始跌。他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止损。他说再等等，会反弹的。”

        “然后一路跌到30块，他扛不住了，卖了。亏了三分之一的本金。”老陆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陈默心上，“但他不服气，觉得是运气不好。又借钱，换了一只股票，是延中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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