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差九十元。

        晚上七点，陈默回到亭子间。他没有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坐在床沿上。所有钱都摊在面前，不同面额的纸币堆成几小堆，像微型的山丘。

        他盯着这些钱看了很久，然后起身，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帆布行李箱——他来上海时带的唯一一件像样的行李。打开箱子，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双布鞋、几本书，还有一个小铁盒。

        铁盒里是父亲的手表。

        陈默拿起手表，金属表壳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冽的光。表盘上的金色指针还在走动，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房间里清晰可闻。他记得这块表的来历——父亲被评为“安全生产先进个人”时矿上奖励的，戴了十年，表壳上那些划痕记录着井下工作的艰辛。

        表带已经旧了，皮革开裂，金属扣也有些松动。但表还在走，就像父亲的人生，艰难但持续地向前。

        陈默把手表贴在耳边，听着里面机械运转的细微声响。滴答，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认购证的发售截止日在逼近。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父亲下井前的背影，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侧影，矿难后那些空荡荡的工棚，来上海的绿皮火车，包子铺蒸腾的热气，营业部闪烁的电子屏，老陆拨动算盘的手指，老宁波挥舞的手臂，王建国按着钞票的手，周伯复杂的眼神，赵建国同情的笑容……

        所有这些画面最终汇聚成一点：他要不要卖这块表？

        手表能卖多少钱？三十？四十？也许能卖到五十。那样他就够六百元了，够买二十张认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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