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的上海，春天来得迟疑。

        窗外法国梧桐的枝桠上冒出茸茸绿芽，但空气里还残留着冬季的湿冷。这种天气最适合肺炎滋生，虹口区中心医院的门诊部排起了长队。同样的寒意也弥漫在证券营业部里，只是这里没有医生，只有不断跳动的绿色数字，和一张张越来越苍白的脸。

        陈默坐在中户室的三号位，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像一条疲惫的蛇，缓慢地向下蠕动。

        距离2月16日那个创纪录的1598点，已经过去整整三周。这三周里，市场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阴跌”——没有暴跌，没有恐慌性抛售，甚至每天收盘时的跌幅都不大，很少超过2%。但就是这种温吞水式的下跌，像钝刀割肉，一刀一刀，割掉了市场里最珍贵的东西：信心。

        陈默的账本记录着这段过程：

        2月17日，指数跌1.2%，他的五成仓位浮亏0.8%

        2月19日，指数跌0.7%，浮亏0.5%

        2月23日，指数跌1.5%，浮亏1.1%

        2月26日，指数跌0.9%，浮亏0.6%

        3月2日，指数跌1.8%，浮亏1.3%

        到今天，3月5日，他的总资产已经从最高点的39.7万元，回撤到37.1万元。两个多星期，少了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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